一、深刻理解新型工业化的新内涵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到2035 年基本实现新型工业化，强调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进新型工业化，加快建设制造强国，体现了高质量发展的新主线。新发展理念赋予新型工业化新的内涵。
1、数据成为新要素。
在数字经济时代，数据成为继劳动、资本、土地、管理、组织等之外的重要生产要素，也是新型工业化最关键最核心的资源。非竞争性、可完整复制性和及时性等特征使数据有着近乎为零的边际成本，数据的复制、传输、共享成本极低，相比于其他要素，更容易实现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
数据不仅作为生产函数新的要素改变了要素投入的结构，更为重要的是，基于数据的数字经济能赋能其他生产要素，数据的应用催生了大数据、人工智能、元宇宙等新技术和新商业模式，重塑了要素结构和组织结构，显著提高了其他要素的创新能力和配置效率，成为产业创新和价值创造的新来源。如数据的合理利用对于资本和劳动的跨境、跨区域、跨行业优化配置具有显著的促进效应，大数据的应用可以优化生产流程，提高企业决策效率，数据的生产、交易与使用是新型工业化水平和国际竞争力提升的底座。
2、创新成为新驱动。
从工业化的发展阶段来看，我国已经进入传统工业化的中后期，新型工业化战略需要从赶超跨越式的速度型工业化转向创新驱动的高质量工业化。与传统工业化主要靠资本、劳动等要素拉动不同，新型工业化主要靠创新和全要素生产率作为驱动力，从而实现内涵式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创新型国家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但是在集成电路、高端制造、关键材料等实体经济的关键领域中，诸多底层技术和关键核心技术仍然存在“卡脖子”难题。实现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强，需要我们立足实体经济，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和超大规模市场优势，集聚力量进行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安全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要以科技创新开辟新领域、新赛道，实现工业化的动力变革和动能转换。其中的关键是强化企业的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在研发要素投入、创新人才集聚、前沿技术和关键核心技术突破上发挥主力军作用。国有企业和大企业在技术相对成熟的赛道上有动员和集中资源的优势，“专精特新”的中小企业在未来技术和未来产业的发现上具有灵活优势，增强各类企业创新动力，形成新型工业化创新驱动的支点，才能实现创新链的优势和工业化的创新提升。要以体制机制创新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充分发挥市场在创新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完善动力机制、资源配置机制、科技管理体制、社会化服务机制以及政府推进机制等创新体系建设，形成推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化的强大合力。
3、协调成为新思路。
新型工业化是并联型、叠加型的工业化，不是单兵突进的工业化，需要高度重视新型工业化的战略协同性，通过促进城乡、区域、产业的融合发展，提高新型工业化战略的内生动力。其中的关键在于健全相应的体制机制，打破各种显性和隐性壁垒，促进要素和产品在城乡之间、区域之间、产业之间的双向自由流动，真正形成全国统一的大市场。
要强化以工补农、以城带乡，加快形成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协调发展、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以产业兴旺促进乡村振兴可持续发展。区域之间融合的关键是形成新的区际产业分工格局，构建协同的产业价值链体系。新型工业化也并不是新兴产业唱独角戏的工业化，而是传统产业不断改造升级，新兴产业不断扩张，新旧产业不断融合、制造和服务双向融合发展的工业化道路。
4、绿色成为新底色。
与“先污染、后治理”的模式不同，我国新型工业化走的是降低资源消耗、保护环境的绿色工业化之路。
在我国工业化转型的关键时期，协
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工业部门的减排降碳是新的发展要求。除了供给侧方面加快调整优化产业结构、加大落后产能的技术改造、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以外，从需求侧引导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形成产业全生命周期的绿色发展亦是工业化的新途径。绿色低碳的产品和服务也是全球的通行证，是新形势下我国产业链供应链融入全球产业体系的新名片。
5、开放成为新空间。
在新发展格局下，新型工业化是高水平开放的工业化，这不仅要求我国产业加强与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对接与融合，也需要在重要产业领域对国内各类市场主体开放，营造准入准营的市场氛围，以高水准的国内市场对接高水平的国际市场，真正形成国内国际对等竞争的产业发展新空间。
新型工业化开放新空间的拓展需要对标全球高标准，在工业化的核心资源如数据跨境流动，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上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全面开放新格局。通过加强对话，在美欧薄弱产业链环节以补短方式铆住中美、中欧之间产业发展大盘，以产业合作进一步拓展东亚、“一带一路”等区域合作空间。
我国高水平开放平台也在不断增加，进博会、服贸会、广交会、消博会、链博会等一系列重大展会，已经成为我国与全球产业共享中国新开放机遇与红利、促进产业创新合作的重要平台，在开放合作中助力全球产业生产效率提升和价值链升级，实现合作共赢。
6、共享成为新目的。
与其他国家的工业化不同，我国新型工业化道路是充分发挥潜在大市场优势的工业化。工业化的本质就是人均收入水平提高和经济结构优化的过程，同时，收入水平提高后能从需求侧拉动产业结构进一步升级。
工业化带来的结构变化会不可避免地破坏甚至消灭一些岗位，影响收入分配甚至导致收入极化现象，但是，新型工业化的重要目的在于通过创造高质量就业提高收入水平、缩小收入差距，促进全体人民共享发展成果，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和幸福感，从而实现共同富裕。因此，必须创造能够协调新要素与传统要素所有者利益之间关系的体系，让创新者享受创新的红利，让利益受损者适当得到补偿，这是一种新的经济形态可持续发展的核心要点。
二、准确把握新型工业化的新形势
1、新型工业化承载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多重战略重任。
经济发展规律表明，以制造业为主体的工业由于能享受规模经济效应，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现阶段，保持制造业相对稳定的比例比较重要，历史上成功进入发达经济行列的经济体在我国同等发展水平时，工业大都维持在30%—40%的比重，继续做大做强实体经济，重中之重在新型工业化。
中国工程院发布的制造强国指数显示，我国还处在第三梯队。以基础零部件、基础材料、基础工艺、基础技术、基础软件为核心的工业“五基”对外依赖度较高，产业基础还不牢固；关键核心技术和产业环节“卡脖子”问题还比较突出；在全球具有创新引领的跨国企业还较少。
2、以数字技术为核心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全面赋能工业化。
当前，以人工智能、大数据等为代表的数字技术方兴未艾，建设数字中国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引擎，是构筑国家竞争新优势的强大支撑。数实融合直接决定着工业的先进水平和全球竞争格局。
数字化以其强大的引领性、渗透性和创新性在经济社会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数字技术促进了现有产品和服务的重组，产生了以数据化、虚拟化为典型特征的数字产品，极大地改变了工业经济时代的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特征，使得经济效率大大提高。数字基础设施连接市场主体或服务，大大降低了包括搜索、复制、运输、追踪、验证等方面的交易成本，提高了全产业链的效率。数字技术优化了企业生产技术和生产流程，不仅提高了企业内部生产、管理效率，也形成了新的交易流程和关系，催生了如电子商务等新业态的出现。
同时，数字技术和数字产品为其他产业的数字化转型赋能，可以改变传统产业的生产组织方式，企业自身的生产、服务边界不断拓展，全要素生产率不断提高。数字赋能的核心在于数据价值化、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以及数字化的治理。我国数据要素市场建设还存在着确权难、交易难、应用难、监管难等掣肘，高质量数据挖掘和应用能力还有待提高。
3、发达经济体再工业化对我国工业化的全球参与带来新挑战。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全球出现了“经济再平衡”的趋势，加之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主要发达经济体都在尝试通过再工业化实现经济结构的调整，纷纷出台多种措施促进制造业回流和本地化、多元化、分散化，加快实施再工业化。
奥巴马、特朗普和拜登三届美国政府一直致力于推动制造业特别是高端制造业回流，通过美国等经济体再工业化和产业链重构对我国重点产业形成立体式、多方位的“五大极限遏制”。
一是加征关税遏制我国制造业出口，关键产品被替代的风险在上升，有可能出现部分产业的产能过剩。二是通过“小院高墙”加码高技术领域的技术出口、投资限制，中美在关键供应链领域合作减少。三是扩充实体清单精准打击我国科技企业。四是重构国际经贸规则，打乱中国对全球产业链的参与。五是在关键技术、关键环节、关键人才等资源方面对中国实施产业链精准熔断，为我国企业以及供应链参与树立高的“网络壁垒”，全方位限制我国产业升级。
4、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导向重塑我国新型工业化逻辑。
产业链供应链是实体经济的筋骨和血脉，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支柱和纽带，产业链供应链韧性直接影响实体经济和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安全与稳定。
在大国博弈以及突发事件频发的背景下，全球供应链安全和对等权重不断上升，供应链多元化和收缩趋势加速，推动全球产业分工格局、布局逻辑、制度规则、竞争范式等发生深刻变革。传统基于成本—效率的分工合作范式演变为安全—成本—效率范式，对我国依靠传统比较优势建立起来的产业合作方式带来了较大冲击；基于安全和去风险考虑，横向近岸化、分散化、智慧化、敏捷化、集群化和短链化成为产业布局新的逻辑，我国部分产业面临全球产业链合作脱链风险；更多高水平的投资贸易规则向区域性协定集中，数字贸易、竞争中立、环境保护、国有企业改革等条款对我国发展挑战大；供应链组织形式从跨国公司主导逐步向大型平台企业主导转变，产业集群成为产业竞争的重要方式。上述变化对我国传统工业化发展模式和路径提出了新的调整逻辑。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提出要“着力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确保粮食、能源资源、重要产业链供应链安全”，这是我国新型工业化新的着力点与方向。
三、稳步推进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的新着力点
1、以数据要素市场建设为着力点，激发产业链数字化协同转型的动力与活力。
第一，加快探索国家层面的数据确权立法，逐步明确数据权属。
第二，统筹数据交易平台建设，鼓励多元化的数据交易流通。
第三，积极探索并完善数据服务商模式、数据信托、数据管理以及针对具体领域的个性化数据应用等多种数据交易模式。
第四，积极探索并完善数据服务商模式、数据信托、数据管理以及针对具体领域的个性化数据应用等多种数据交易模式。
第五，推进数据质量体系建设，提升数据产业链的价值。
第六，靶向施策，激发各类企业做强数字化业务的内在动力。
第七，强化数字化产业链政策，提升产业数字化协同转型能力。
2、以“四链”融合推动创新生态建设，为工业化创新驱动装上加速器。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四链”融合是一个系统工程，在现代经济增长分析的范式中，创新链资金链人才链是核心输入变量，而产业链则是输出变量，主要通过市场机制实现供需联动与融合。因此，“四链”融合的关键是要建立良好的激励机制、降低“四链”优化配置的障碍。
一是推动创新全链条贯通，优化创新资金全链条配置。二是从单点的激励政策向畅通“四链”协同的“串链”政策转型，激发“四链”深度融合的内在动力。三是高标准建设要素市场体系，促进“四链”要素在各区域之间自由流动与合理配置。
3、持续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
一是加快改造升级传统产业，增加企业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资金的投入，推动钢铁石化等重点产业兼并重组，提升技术能级和在全球分工体系的治理能力和竞争力。
二是巩固优势产业领先地位，增强新能源汽车、光伏等领域全产业链条的优势，通过拓展海外市场，擦亮中国制造名片。
三是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加强技术攻关和成果转化，构建新的经济增长引擎。
四是创新体制机制，优化适应数字、绿色、低碳等“新赛道”的产业生态建设。深入推进制造和服务的双向赋能。在工业和信息化融合、制造和服务融合、产业边界越来越模糊的趋势下，传统制造和服务的产值结构指标无法体现制造与服务融合发展的趋势。不管是制造业还是服务业，其内部结构变动的本质是高生产率部门替代低生产率部门的过程，因此，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应是生产率导向。促进制造与服务的融合发展，需要在一些关键因素，如放松基础性产业的规制、降低产业的进入退出壁垒、消除产业要素的流动障碍、创新监管方式等入手，完善制造与服务的长效关联机制。一方面，完善需求拉动与供给推动的双向互促机制，重塑制造业与服务业的融合发展效应。另一方面，以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双管齐下促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的融合发展，不断催生新产业业态、新商业模式的涌现。
4、深入推进制度政策创新，不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
第一，打好“市场双向拓展”牌、“规则引领”牌，增强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渗透力和引领力，提升重点区域产业链供应链的联通性与根植性。
第二，探索产业领域的立法保障制度，发挥“政策集成”效果，加快产业政策向畅通产业链协同的产业链政策转型。
第三，积极推进单点产业政策向集成的产业链政策转型，重点应实现“节点”政策、“链接”政策的聚焦，提升产业链韧性与价值。与传统产业政策相比，产业链政策更注重统筹发展与安全、注重链接过程。一是强化产业“节点”政策，加强产业链补短锻长。二是强化产业“链接”政策，鼓励产业链上下游合作与协同，发挥链主企业的引领带动作用。
